摘要：初盛唐时文人干谒之风盛行，干谒诗应运而生。初盛唐文人士子干谒或为求取功名，或为授官调迁，亦或为出入幕府，干谒心态各有不同，干谒诗则折射出了士人的复杂心态。

究其根本，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主要与唐朝重视荐官的选官制度、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以及荐贤为公的社会观念密切相关，对唐代诗歌影响颇深。

关键词：初盛唐，干谒之风，干谒诗

“干谒”在《辞海》中被解释为“求请，有所干求而请”，意为达目的请求地位高的人，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求人举荐的行为方式。

文人干谒这一行为早已有之，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，且与“士”这一阶层的兴起及其相关政治活动有关，在唐代达到了空前鼎盛。

有鉴于此，“干谒”即为古代文人为寻求入仕途径向地位显贵呈送书信、进献诗文，以期求得援引、擢拔的行为，可视为一种自荐求职行为。而“干谒诗”则为一种文学样式，是一种具有明确明确援引的诗歌类型。

有唐一代，尤其是初盛唐时期，文人干谒行为蔚然成风，可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对文人士子的仕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亦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据笔者粗略统计，初盛唐干谒诗高达120首，涉及20多位诗人，其中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等人贡献颇多。

一、初盛唐文人干谒类型

唐代士人应试之前，大都会将自己的代表性诗文写成卷轴，投献给朝中显贵求取赏识，为科考铺路，这一行为称为“行卷”，行卷所作之诗即为干谒诗。

干谒这一行为本就具有功利性，干谒诗则最能直接反映文人士子的干谒目的和干谒心态。根据干谒目的的不同，初盛唐干谒诗可分为四类，即求取科举入仕、荐举入仕、授官调迁以及入幕出幕。

唐时科举制度为主要的入仕方式，初盛唐诗人干谒成风与此密不可分。唐朝科举竞争激烈，文人干谒不仅能获得考试资格，还会影响及第，因此大量文人奔走干谒，四处拜谒各地州县府官员，初唐四杰皆进行过此类干谒活动，孟浩然在多次落第后写下了不少干谒诗，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。

除了科举入仕，亦可以直接经过荐举入仕，乃一大理想捷径。不过，荐举入仕者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望之人，李白便是荐举入仕的代表性诗人。

李白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四处干谒，一生都在干谒的路上，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，如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《赠临铭县令皓弟》《赠升州王使君忠臣》等。

大多数文人进士及第后并不能立即授予官职，但众多文人的终极目的为做官，因而此前干谒活动只是漫长干谒活动的开始。不过此时的干谒对象不再是州县官员，而是朝中掌权大权在握者，亦或是有实权的吏部官员。

此外，唐代的官员任期虽大都为三年，但任期满后得不到调迁的情况最为常见，因而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与调迁相关的干谒诗。

例如杜甫在天宝十一载应试后未授官，为早日授官，杜甫干谒鲜于，作《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，此后杜甫曾多次作干谒诗表达逐渐做官的愿望。再如岑参曾作《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》：“年经磋跄四十强，自怜白头始为郎”一诗请求调迁擢升。

受初盛唐时代风气影响，文人皆对功名利禄有着强烈的渴求，大多数初盛唐文人在历经科举落第、授官调迁无望后，依旧渴望建功立业，因而其只能寻求其他入仕途径，幕府便成为了文人最后的功名之地，正如岑参所言：“功名只向马上取，安能终日守笔墨”。

有唐一代的文人几乎都有过入幕经历，只不过唐朝前期入幕的机会较少，因而文人只得提前干谒，向幕府主人亦或是同僚献诗，只为求得一丝入仕机会。

如李白被赐金放还后，曾于天宝十三载作《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》，向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请求入幕；而高适在进入哥舒翰幕府之后，曾先后作《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》《陪窦侍御泛灵云池》，强烈表达了请求援引出幕的愿望。

干谒作为初盛唐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与文人的仕途息息相关，虽皆是求人举荐来入仕，具有极强的世俗功利性，但文人干谒时的心态各不相同，狂放不羁则为初盛唐文人最显著的干谒心态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李白，“何王公大人之门，不可以弹长剑乎？”正是其狂放不羁的最佳表现。

二、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原因

初盛唐时期干谒乃一时代潮流，一度被视为“至公之道”，文人士子皆以其为一大入仕途径。究其根本，这一风气的形成深受唐朝选官制度、时代精神与社会观念的影响。

事实上，作为一种以求取仕途为终极导向的行为方式，干谒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选官制度。在唐朝官吏选拔中，主要以荐举选官制与入幕仕进为主，而初盛唐时期则以荐选官制为主导。

唐朝初期，急需收揽人才，通过荐举入仕的文人不在少数。对于自信潇洒、入仕心切的唐代文人而言，不用经过考试直接入仕乃绝佳途径，因此大部分文人干谒诗都标注求荐，李白叛逆自负，科举入仕并不适合他，因此他选择了荐举求仕，并成为了初盛唐最为成功的荐举文人代表。

当然，重视荐举的选官制度只是给予了文人干谒机会，干谒的真正风行还需要众多文人的践行来推动。初盛唐时国力强盛，形成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，文人大都以建功立业为荣，因而干谒求仕便成为了他们一生的追求。自信不羁的文人对于仕途满怀迁期望，不甘居于低位，为求升迁不惜多番干谒，致使干谒成风。

虽然干谒之风盛行深受唐朝选官制度与时代精神影响，但也离不开唐朝社会荐贤为公的社会观念。干谒有“求拜”之意，早在汉魏时期，干谒被视为一种并不光彩的行为，这也是唐代之前干谒未成风气的关键所在。

与此同时，干谒与荐举二者密不可分，初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包容、开放，尤其是武则天参政之后，荐贤为公观念逐渐深入人心，进而文人干谒不再被视为一种屈辱行为，极大的激发了初盛唐文人的干谒热情，这正是初盛唐时期干谒成风的最强驱动力。

纵观初盛唐时期的众多干谒诗篇，大都洋溢着自信乐观与不卑不亢，其中王维的干谒诗作《献始兴公》中的“侧闻大君子，安问党与仇”二句，最能体现初盛唐时期文人的干谒态度。

三、初盛唐干谒诗对唐诗的影响

初盛唐文人的一系列干谒活动，不仅对其仕途与人生经历产生了直接影响，还催生了一系列干谒诗，这些干谒诗既是初盛唐文人求仕的真实写照，亦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在诗歌题材方面，初盛唐干谒诗促进了山水诗与边塞诗的发展。以山水诗为例，大多数初盛唐文人干谒皆需要漫游四方，路途遥远，多次干谒为常态，但为了个人仕途，文人们孜孜不倦地行走于干谒之路。

由于干谒需游走天下各地，遍访权贵，因而文人有许多机会遍览大好河山，寄情山水，山水诗应运而生，王维、孟浩然等人的干谒诗名篇皆是写于干谒途中。此外，在外漫游的文人常年在外漂泊，人生体验各不相同，使得初盛唐时期的山水诗风格大变，内蕴深厚、意境悠远。

干谒行为本就具有现实功利性，因而干谒诗也难逃其窠臼，但为了表达干谒意图，施展才华，文人不得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运用各类艺术手法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繁荣，而初盛唐干谒诗最突出的艺术手法便是各类意象的运用。

总体而言，初盛唐干谒诗具有几种常用意象。例如“舟楫”意象，初盛唐诗人运用这一意象来表达自己渴望入仕的愿望，极力请求干谒者为其助力，试看“迟尔为舟楫，相将 济巨川”“孤舟未得济，入梦在何年？”

虽然文人干谒之风对于唐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，但文人为干谒而作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目的性，并未秉承艺术至上的文学创作原则，因而其诗歌的艺术性会有所削弱。但总体来说，干谒诗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作为初盛唐时期最为繁盛的活动，文人干谒唐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既带动了诗歌题材的发展，也对诗歌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亦展现了初盛唐诗歌的独有风貌，从中可以窥见初盛唐文人独特的精神风貌。